租書店老少女

原文刊於《聯合文學》
　　二○一二年倫敦書展以中國為主賓國，迎來了大批的中國編輯、出版人以及當代作家，我們來看看受邀的作家名單：莫言、畢飛宇、阿來……有一批出生於五、六○年代，八○年代出道，現在屬於大名家級作者；七○年代的作家也有代表參加，其中阿乙、盛可以算是最受注目的兩位。中國對於任何世界級的賽事、活動都有狂熱的參與熱情，連出版也不例外，這次倫敦書展的參加口號是『中國出版走出去』！
　　中國出版走出去？這是一個問題，還是一個願景！？
　　從硬體上來說，中國出版社購買海外出版社早已不是新聞，香港、新加坡都有中資註冊出資的出版社，對於英美、法國處於經營危機中的出版社，中國出版社也暗中運作準備收購。這些是政治性任務，屬於政策目標，如果別人不買我們版權，沒問題，自己買出版社來出！從軟體的內容上來說，中國的閱讀市場和作家資源豐沛，但卻面臨了市場叢林法則的經營挑戰。不管是市場面或是創作層面，中國的出版『問題』，只能以『欣欣向榮』來形容。
　　中國書市從早期的國家經營壟斷，到改革開放後，許多民營書商竄起，經歷幾波起落，也造就不少堪與國營規模匹敵的民間出版商，搶走村上春樹、做起東野圭吾並買下馬奎斯簡中版權的新經典，出版南派三叔盜墓系列的摩鐵，或以藏地密碼著名的讀客都是其中的翹楚；而二○一一年國營出版社轉企業化經營的命令一下，許多民間中小型出版商就順勢與國營出版社合併或成為其投資企業，讓原本就勢如叢林的出版環境，更加變化莫測。
七○、八○？
　　在這麼欣欣向榮的出版環境下，中國的文學創作又是怎樣的狀況呢？
　　中國不缺作家，也不缺名家。改革開放前，甚至是到今日，作家協會仍舊是傳統純文學作家出頭的管道。在幾本有份量的文學雜誌中獲選刊登，進入作家協會，對於七○後來說看起來仍像一條康莊大道。但是在市場化的出版環境底下，文學雜誌吸引眼球的能力開始滑落，遠遠低於時裝雜誌、財經週刊雜誌。加上市場上開始風行大眾類型讀物，沒有營銷操作宣傳下的純文學書籍，漸漸不再受到青睞。加之七○後面對是社會就業狀況一片好景，寫作不是唯一的工作選擇，很多懷抱作家夢的文學青年，轉進其他行業領域就業，取得更好社經地位或是收入，造成某種七○後消失的錯覺。
　　其實很多七○後作家潛伏在媒體、出版領域當中。近年來，這批坐三望四的作家們開始身分定位的焦慮，似乎不約而同的在媒體上大聲疾呼自己的存在感。北京《新京報》上海東方早報的《上海書評》，同時談論這批被忽視的七○後作家。他們踏著前輩的腳步，回頭卻發現市場已經被八○後攻占。但在書寫風格上，七○後作家還是偏向從自己的經驗，或是書寫邊緣性人群，文學實驗氣質濃厚，比如阿乙以存在主義融合偵探小說的書寫方式，但其中的真實性，還是根基於阿乙本身出身警界的觀察。
　　台灣對於這批七○後的作家非常陌生，即使中國文學作家很早便開始進入台灣出版系統，莫言、王安憶、賈平凹等人，在台灣九○年代出版市場裡已小有名氣，衝擊當時疲軟不振的台灣文學市場，注入新的聲音。但細就這些作品的成功，得力於當時張藝謀的電影改編、張愛玲海派傳人等光芒加值，因此獲得當時台灣尚且存在的文藝小青年們青睞。
　　若說到七○後的作家，並非全部沒沒無聞，九○年代後期的中國本地，安妮寶貝、衛慧、棉棉等上海都會派作家都曾紅透半邊天，至今仍有影響力，去年出版了兩期就夭折的文學雜誌＊《大方》主編就是安妮寶貝；而○○年起八○後作家馬上即起直追，韓寒以及郭敬明為首等一派新概念作文比賽出身的作家席捲市場，他們年輕化、無厘頭或是直接跳入羅曼史、幻想文學的書寫方式，正好打中中國八○後出生，長於經濟發展期的廣大中國青少年。
　　這批八○後創造出來的文學氛圍中，最不能被忽視的關鍵詞是「小清新」，這種文藝風格幾乎橫掃八○後中文創作者的書寫類型：以純文學殺出一片天的張悅然，○八起開始主編純文學雜誌＊《鯉》，就是最佳文藝風小清新代表；而大眾派郭敬明則帶著一群《最小說》作家佔領青春玄幻類型山頭，雖然小說內容不外乎青春傷痛、奇幻如夢的故事，但雜誌風格排版還是一派雲淡風輕的小清新風，風靡無數少年少女。
　　不管是七○後或是八○後，在進入文學殿堂和市場之時，比起他們以文學雜誌慢慢熬出頭的作家前輩們，都面臨了一個進退維谷的窘境：選擇純文學路線，需要被體制收編，不然可能會無米下鍋；選擇大眾文學路線，競爭者眾，市場年年激烈變化。七○後大多選擇被收編或是挨著體制（如在媒體營生）過日子，八○後則傾向殺向市場。
兩邊的尷尬
　　上述那些紅於九○年代的中國年輕作家群，都曾引進台灣出版。十年後回顧兩地的出版交流狀況，就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我們兩岸努力在經濟、政治議題上與彼此靠攏，但文學上的口味和書寫習慣卻還是隔著一個巨大的海峽。
　　《誠品好讀》曾經做過一個專題討論中國八○後現象，因為當時各家出版社引進了一批八○後的作家，但事後卻是有口碑沒市場的遺憾，不論是安妮寶貝、郭敬明、韓寒都在台灣出版栽過跟頭，銷售數字遠遠無法跟中國的銷量相比。
　　同樣的，臺灣文學作品中文學性稍高的作品，由於中國對台書籍出版審核嚴格，以及中國編輯普遍對於台灣文學的認識度有限，中壯派作家一直未有積極的引進，這個現象還得等到○八以後陜西師範大學投資的理想國（前身為北京貝貝特）以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投資的世紀文景相繼推出華語文學書系，才開始補足這拼圖中的缺塊。
　　但在中國的熱銷的青春文學，卻在台灣沒有太大的反響。雖然台灣與中國同文同種，簡繁體Word一個功能鍵就能替換，但這當中句式、習慣用語、用字卻不是一下子就能翻譯到位。中國無敵的青春文學無法在台灣有什麼強烈反響，而貓空的愛情故事也無法打動對岸學子的心，皆是因為青春體驗無法一鍵轉換這個道理。輸出到對岸的作家當中，除了勵志書、漫畫書作者之外，曾經橫掃台灣出版界的網路小說兩大天王，登陸之後只能說成績尚可，未發生像爆發量的暢銷紀錄（連二十萬都可能沒有人達到過）。
　　理由非常簡單，同樣的青春，卻是在不同的太陽底下長大──在中國，高校指的是大學，大學入學考試叫高考，大學上軍訓課要上操場操練（而且各校情況不一），午飯大伙吃的是便宜的大學食堂，交通清華大學不在隔壁（一個在上海一個在北京）。雖然學制很類似，但在管理以及生活日常上，兩岸學生的生活大不相同。我們在青春文學上需要的環境熟悉感，很難在對岸的同類型小說中找到。
　　但只要不涉及此，成功登上寶島的例子也不少，最有名的就是二月河的清朝皇帝系列以及南派三叔的盜墓冒險小說系列；而清朝幾乎是一個怎麼寫都受歡迎的朝代，在中國紅翻天的清穿（清朝穿越體羅曼史小說）或是古典羅曼史到台灣也還是賣得火紅。
　　但隨著台灣偶像劇、綜藝節目如《康熙來了》在對岸的火熱傳播，以及兩岸在網路上合作日本漫畫的翻譯（PS.當然是違法的），都促成台灣的中文用詞、流行語在中國年輕人間快速傳播。不過，台灣對於中國流行用語，還存在相當程度的隔閡和陌生。但會不會隨著兩邊日益強化的經濟交流（超過百萬的台商、台幹在中國工作），情況會有改變呢？雖然六六的小說《窩居》在台灣銷量一般，但「小三」這個詞彙現在可是深入民間。
　　其實不管是那各年代的作家，出版市場最期待的就是可以引起話題與討論的作品。中國目前這類型的小說，以官場小說為最佳代表，其他如《杜拉拉升職記》《窩居》之所以大街小巷傳閱，也是因為直指中國的職場、社會現象。這些正好是七○後作家群（含八○後）還需要磨練的領域，至於是不是他們願意書寫的範疇，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東方早報的七○後作家對談：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4/21/780550.shtml
＊這兩本雜誌都不算擁有刊號（ISSN）可以正式發行的雜誌，都是用以書（號）代刊（號）的方式出版。有人認為《大方》之所以後來被中國所禁，可能是因為上頭要打擊以書代刊這種偏門出版方式。

原文刊於《聯合文學》2010年3月號
 
　　坐在前往南京的火車上，窗外是蕭條的冬景，眼前的景致仍保留了部分老式江南農村的風味，一路開進南京市區，景色逐漸向現代化靠攏，但車站中人潮的雜亂與令人惶惶不安的擁擠，把中國的新和舊混成一種令人難忘的氣味。在玄武湖畔的新式飯店裡，見到了理著小平頭，帶著黑框眼鏡，笑起來宛如鄰家大叔的蘇童。
　　於飯店的光線不佳、稍嫌嘈雜，他馬上提議附近一家附有包廂的茶館，迅速就座並吩咐了茶水──簡單、明快是蘇童給人第一印象，襯衫、牛仔褲，身上也只放了手機、錢包和香菸──後來才曉得他出門從不提包。

 
　　那是一個跟妖怪、恐怖故事八竿子打不著邊的五月晴日午後。在講談社的編輯河北先生和版權人員田村先生的陪同下，從被戲稱為東京城鄉結合部的池袋出發，搭了大約三十分鐘的電車來到琦玉縣，接著在車站換搭計程車，再一路搖搖晃晃開向傳說中妖怪大師京極夏宴的工作室。一路上的景色從東京的灰色高樓大廈變換成獨門獨棟的郊區住宅，水泥叢林漸漸染上綠意。說搖搖晃晃一點也不為過，鄉間小路坡道上上下下，不可思議的是我們居然還經過一些看似蔓草荒地以及小溪、火車軌道的地方，心裡戲想，半夜裡就算在這遇到狸貓狐妖什麼的也不奇怪吧！來到距離東京不到一小時車程之處，就轉換成鄉間風情。

　　最近，從家裡走路約五分鐘路程之處，杉並區立的高井戶圖書館開館了。因為非常方便，我幾乎每天都去報到。
　　以前我常利用位在荻漥的中央圖書館，但是往返就要花掉一小時。現在，走路五分鐘就可以到的地方就有家圖書館，真是萬幸。雖然是家小圖書館，藏書也不多，但只要用電腦檢索，提出借閱申請，兩三天之後就可以從其他圖書館調來書。一次可以借走十本書，這點也是相當不錯。
　　住在狹窄的公寓裡，所以家裡幾乎被書淹沒了。只會不斷擴增的書籍，已經讓我毫無招架之力。因此，現在都儘可能地利用圖書館。
　　評論家津野海太郎雖然是個飽覽群書的讀書人，卻奉行家裡不放書主義。替代方案就是利用圖書館，為此他特地租了圖書館附近的房子。直到最近搬家之前，他都住在荻漥的中央圖書館附近，去了那裡一定會遇到他。感覺就像圖書館主人般的存在。
　　據說最初的日本近代圖書館是明治五年新政府設置的書籍館，位在湯島的教堂裡面。明治十三年改稱為東京圖書館，之後移到上野變成了帝國圖書館。
　　明治時代的文豪在他們年輕的時候，都經常利用這間新圖書館。比如，幸田露伴。根據他的弟子鹽谷贊所著的《幸田露伴》（中公文庫，1977）中所述，十幾歲的露伴每天都到東京圖書館去。
　　「在此無論經書諸子、異端經典遍覽群書」
　　當時的圖書館還沒安上電燈，一到了天黑時刻，館員就來回穿梭，一個一個地分發西洋蠟燭。然後點上了火之後，再繼續讀書，而且常常是帶著便當去的。
　　露伴龐大的知識量並非學校教育出來，而是在圖書館自學而得。跟同時代許多作家出身東京帝國大學相比，只有東京英語學校中輟的露伴，圖書館就是他的「私人大學」。
　　露伴開始進出湯島的圖書館是起於明治十三年，過了十年之後，那裏又出了一位把此處當成「私人大學」的閨秀作家。那就是年僅二十四歲就過世的樋口一葉。
　　一葉沒有什麼學歷，因為家裡貧窮供不起可以滿足她的學校教育。所以她才到圖書館去自學知識。
　　在一葉那個時代，東京圖書館已經從湯島移到上野了。雖然以前一葉不知道什麼是圖書館，但是聽別人告訴她有一個可以讀書的地方，她就興沖沖地趕緊前去。
　　菅聰子的《時代與女性與樋口一葉》（NHK Library,1999）提到當時利用東京圖書館的人幾乎都是男性，其中一大半都是要考律師測驗，就是現在為了通過司法考試而去的學生。
　　在眾多的男性中點綴著美麗的一葉，她當然很引人注目。男性們的奇心被撩撥起來，有時候她從圖書館回家的路上，擦身而過的學生會揶揄地說「到大爺這兒來」，令她也忍不住發出「這哪是讀書的人會做的事」這種憤慨來。這是對於女性讀書法無理解的時代不幸，即使如此，一葉還是頻繁前去，這應該是讀書的喜悅勝過一切了吧！

　　讀了《舊書與珍本：戈德斯通夫婦書店漫遊記》（Used and Rare:Travels in the Book World）（上海人民出版社／）勞倫斯·戈德斯通夫婦的新作(*1)《舊書店之旅》，發現當中有一則我這身為評論家無法置身事外的一則小插曲。
　　一九九七年五月，戈德斯通夫婦到波士頓的古書市集去。剛好那時候正好是《舊書與珍本》出版之際。對作者來說新書出版是讓人開心的事情。
　　因為想要看自己的書在新書書店裡擺放的樣子，兩人就先到古書市集前新書書店先去瞧瞧。
　　首先，他們先去了雙日書店。在店頭並排的書籍中並沒有放上他們的書。他們試著在新上市的非文學類書架上尋找，也沒看到。幾乎找遍了所有書架，都沒找著。
　　沒辦法，他們只好到下一家利佐里書店去試試，結果也相同。不管怎麼找，就是看不到兩人的新作。
　　然後，就走到水石書店裡，這是家三層樓高的大型書店，這裡應該會有了吧！明明就是剛剛出版的新書，但還是遍尋不著。
　　當然他們也清楚自己並不是史蒂芬金這樣的暢銷作家，不會期待書店碼出腰高的書堆來，但起碼應該在新書平台上要有幾本才是。
　　在那裡也沒見到書影。他們問了在那裡的女性書店店員。她說「在三樓最最裡邊的角落，文藝評論」那裡會有。然後她又加了一句，
　　「不知道該放哪裡的書，大家都往那裡放。」而且，還綻出笑臉繼續說，「我們都叫那個地方是書店的垃圾收集處。」
　　美國跟日本一樣「文藝評論」最後都會去了「垃圾收集處」吧！身為一個以文藝評論為生的人，真的對戈德斯通夫婦的失落感感同身受。不過，我一開始就抱定了「自己的書一定賣不了」的心態，比起這對夫妻失落程度應該會少一點。
　　
　　我的頭銜上寫著「評論家」，似乎不太妙。如果是「法文學者」或是「大學教授」的話還比較好，「評論家」聽起來不痛不癢，也沒什麼賺頭。
　　中國文學者（這也是個好頭銜）高島俊男先生，常常被編輯問「您的頭銜是什麼？」，搞得他很頭大。他在《這個嘛......先不管它之卷》（文藝春秋）這本書中，曾經提到這件事。他這麼寫道：
　　「根據編輯所言，什麼頭銜都沒有的傢伙，似乎就會被冠上『評論家』的樣子。」
　　原來如此，「評論家」的格調比較低。因此，原來就賣不好的書就更賣不掉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戈德斯通夫婦問女店員自己的書在那裡的這段，也相當有趣。
　　「請問作者是誰呢？」
　　「這個，大概是叫戈德斯通吧？」
　　說出「大概是～吧」語氣的作者心情，我相當了解。實際上，要去問書店店員自己的書擺在哪，我大概會連說出口都不好意思。
　　兩年前，聽過一場桐野夏生、篠田節子、宮部美幸這三位暢銷作家的對談。場子上，桐野夏生說，「在書店買自己的書不會覺得不好意思嗎？」其他兩個人也附和「對呀，很不好意思」。聽到暢銷作家也這麼覺得，我也笑了。
　　因為之前，我家附近那間只會放暢銷書的某書店裡，不知道哪裡搞錯了，竟然有一本我的書。自己很在意，所以每次散步的時候都會去看看，但過了三四天都還在架上沒賣掉。
　　沒辦法，想掏腰包自己買回去，但實在不好意思也提不起勇氣去買（明明店員不可能認識我呀）。
　　結果，過了一個月左右，拙作應該是被當作退書，從店裡消失了。
　　
　　佐野真一的話題書《誰殺了「書」？》（プレジデント社）中指出，出版界現在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不僅僅是「評論家」的書，「作家」的書或是「大學教授」的書都一視同仁通通賣不掉（這點真是讓人鬆了一口氣）。出版界已經連續四年負成長。據說去年書店的退書率高達39.5％，也就是每十本書當中有四本賣不掉會被退回。
　　這本書是從出版社、通路、書店等出版界整體的視野寫就的辛苦之作，但卻對寫作之人，也就是著者（作家或評論家）的實際狀態、現狀沒有任何描寫。
　　也許是因為太「悲慘」了，所以寫不下去吧！據說五十六歲的純文學作家宮內勝典，去年（2000年）靠著散文集《海龜通信》（岩波書店）所得到的版稅，年收入僅僅三百七十萬日幣。
　　想寫本好小說，必須把其他的工作回絕掉專心創作。結果，收入卻銳減。如果書大賣、稿費不錯那還過得去，但現實卻不是這樣的。宮內勝典對於稿費這件事情發過火。
　　「真是令人難以置信，這二十年來，（稿費）竟然只漲了五百日圓。這種事情，在其他的社會裡根本不會發生。文學家們要怎麼過日子？這跟放任他們餓死自生自滅沒兩樣。」
　　即使如此，宮內勝典還是對純文學抱著希望。仔細想想，純文學本來就是賣不掉的東西。杜斯妥也夫斯基太太的回憶錄裡曾經提到，《群魔》賣了三千本的時候，大文豪開開心心雀躍不已地說「哇！賣了三千本了！」
　　三千本就很多了。這種時代或許還比較健全點！
　　「不論是發行文學雜誌的書肆或是文學家，無人不談其經營之困難。」
　　這是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永井荷風在《新年》這篇文章中寫到的一小節。從明治時代開始，「文學賣不了」這件事情就很清楚了。現在嚷嚷著「賣不了」也於事無補。賣了三千本的話，就該開開心心說「賣得不錯」吧！

　　臺灣人如火如荼看《甄環傳》《步步驚心》等穿越劇，時光穿梭劇又再次成為話題，小時候看《回到未來》系列的熱潮不相上下；而當代最重要的廣義相對論和宇宙論家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曾在2010年發表談話：「人類有可能穿越時間維度，回到過去。」此言一出，立即驚動四方。的確，時間一直是人類最恐懼同時也是致力克服的科學之牆，科學家在實驗室裡致力於證明時間可以被攻克，然而文學作品卻早已在想像中穿越時間──不管是日本古典童話裡的《浦島太郎》，還是近代的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科幻代表作《時光機器》，都是其中的經典。但可惜（或者可慶）的是，科學家們的成果有限，仍在理論階段徘徊，直到廿一世紀的今日，時光機器仍未誕生，人類仍舊被時間公平地輾過，日復一日。

　　一九七一年，麥當勞在銀座開立第一家分店，日清的第一杯碗裝泡面，伊坂幸太郎也同時降生在日本這塊土地上；同年，美國人把阿波羅14號送上了月球，踏出了人類在太空中的第一個腳印，數十年後有人說伊坂給日本小說走出了新的領域。作家生涯宛如一場長跑馬拉松，第一個十年往往是最精華最璀璨的年代，而伊坂剛跑過這塊黃金歲月。
　　翻開講談社出版的《伊坂幸太郎×齊藤和義》一書中，附錄的兩人年表裏，貼心地對照了同年的日本和世界大事，於是我們看到伊坂幸太郎生長在已經有了麥當勞、7-11，SONY的隨身聽、任天堂的紅白機到處可見，成為亞洲第一個進入已開發國家，並擁有電器製造大國美譽的日本黃金時代。
　　很多重度（大多是本格派）推理迷不認為伊坂幸太郎算是推理小說家，我其實也不覺得他是，要定位他確實有點困難，但無庸置疑的是他是位把推理文學類型提升到純文學高度，卻難得地仍保有閱讀小說樂趣的作者。跟伊坂可以算是同一代人，看他的青春期小歷史回顧，倍覺親切。如果把伊坂的中一以後到他成為作家之前小年表和世界上各種事件連結，會得到以下的結果：

 
 
　　首先，我是一個作家，碰巧愛的是女人；而不是我是個女同性戀，碰巧會寫東西。
　　　　　　　　　　　　　　　　　　　　　　──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

   
　　書櫃裡的《國語辭典》對這兩個字的解釋是：一種複雜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一切能力與習慣。

一個複雜的整體
　　對文化這個辭彙一直到高中，我才有比較深刻一點的認識，原因無他，因為每個念台灣高中第一類組的學生，都必須上文化史這門課。
　　這門課是我覺得高中三年以來覺得第二有趣的學科，第一名是人文地理。當然，老師上得精彩是首要條件，不過內容也有很大的助因，我發現歷史老師上文化史時，那眼睛是散發著無與倫比的光彩，當她說到台北土地銀行的廊柱和埃及神廟柱子間的歷史淵源時，那才真的是絕妙。她這種旁徵博引鑿穿古今的精神，後來我沿用在教導補習班學生理化上。當我和周公搶學生的時後，就來一段牛頓運動定律與談戀愛的公式關係或是愛因斯坦和台海兩岸國防的重要性，把學生的三魂七魄喚回來。
　　對於文化的複雜性我一直沒有機會深刻體會。因此我爸常罵我是個沒文化的人。在他們的觀念裡，講標準國語，聽先總統蔣公遺訓、國父遺教的下一代，簡直是沒祖忘宗，活脫個小外省仔。更不用說後來的讀ABC，聽西洋流行歌的我，在他眼中已經儼然變成外國人了。極其純樸的父親，連綜藝節目都覺得不堪入耳，所以從小我根本不知流行音樂為何物，只要電視上開始唱歌，我們家電視一定立刻轉台。我的無音樂生活一直到了13歲那年，才有了重大的轉機，我生平第一次讚揚人類文明及文化發展就是從那年開始的。
　　導因也是我那常罵我沒祖忘宗的老爹，他買了一台進口的雙卡錄音機，就把他那三洋牌聽了十年的單卡收音機給了我。一個閒來無事的夜晚，我不小心轉到ICRT頻道，聽到一首絕妙無比的西洋情歌，頓時驚為天籟，那旋律在我腦子裡不斷盤旋，我吃飯想著，作夢也夢著，升國中的暑假每天就守著收音機，希望上帝再賜給我恩典聽到這首曲子。終於幾天後一個烏雲蓋頂的下午，我奇蹟似地在另一個節目裡聽到這首歌。主持人不厭其煩地介紹了這首歌的歌者Glenn Medeiros是個如何英挺的少年，歌曲如何造成太平洋另一邊的旋風狂潮時，我還漫不經心，可是當音樂響起時，我整個人失神癱瘓在收音機旁，享受生平第一次發呆的滋味。樂音結束，窗外夏日的悶雷陣陣，我開了窗，望著遠方的閃電亮光，心想真美。於是茫然地走到頂樓陽台，天空先是飄起雨絲，驟然間雨點紛下。我淋著雨，看著閃電雷聲由遠處逼近，腦子裡盤旋剛剛聽到的音符，然後我開始顛起腳尖跳舞。舞著一套我自創的舞步，在雨中不斷的跳躍、盤旋，想像自己是個祭天祈雨的女巫，正在感謝上蒼的回應，感謝剛剛賜予我的音符，感謝文明進步讓我那老爹喜新厭舊給我收音機這美妙的機械。
　　那是個非常單純的感動，一感動就持續了四年，四年間我持續聽著西洋流行歌曲，直到饒舌歌出現讓我厭煩為止。那首第一次感動我的人類歌曲，多年以後聽來還是一樣動聽，雖然這首情歌“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後來成了每個高中生會唱的第一首英文歌曲，擁有KTV西洋歌曲最高點唱率，還成了年度十大爛歌，我還是一樣喜歡，不過也只有Glenn Medeiros唱的版本才能讓我失魂。所以當我第一次讀到村上的《國境之南‧太陽之西》時，對於他和島本小時候聽納京高的歌曲那一段，不由得發出會心的一笑。
……那對我們來說只像是咒文一樣的東西。不過我們卻是喜歡那歌的，而且因為實在反覆聽過太多次了，因此開頭的部分都可以學著唱了。
（時報版第16頁）
　　的確，那咒文一般的歌詞旋律，比起當年的周華健、劉德華、草蜢的國語流行歌都要可怕，多年後每當我遇到大雨滂沱的夏日午後，都會在腦中自動開始播放。直到十三年後，我坐在淡水藝術學院的階梯上，一樣佇立午後滂沱的雨中靜觀著轟雷閃電，另兩首西洋歌曲解除了這個的魔咒。隨身聽裡傳來台北愛樂播放的普契尼《親愛的爸爸》和馬斯耐《泰綺思冥想曲》，斬斷我對Glenn Medeiros歌聲的遐想。思緒被女高音清麗的歌聲和小提琴悠揚的琴聲吸入天際，消失在溼氣當中。此後，下雨天我就只想聽這兩首曲子。
　　也許我老爹說得對，我是個背祖忘本的人，被外來的東西迷得團團轉。我倒覺得自己比生錯性別更糟糕，生錯了國籍。也一直在思考為什麼能在我身上沈澱的文化，都是外來東西？閱讀著翻譯小說、聽著古典音樂、欣賞著法國、義大利的最新流行、讀著蟹行文字書、小日本讀物，不過想到這裡，我倒是可以肯定一件讓人滿意的傳統文化，那就是我絕對熱愛以及效忠咱們中國的傳統飲食。唉！大概有一點點了解“一個複雜的整體”這句話的意思了。
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以及風俗
　　老實說，我非常積極投入校園生活，不像村上筆下的主角那樣覺得學校無聊，教科書無趣。求學過程中，唯一讓我傷腦筋的是高中數學這科，怎麼學怎麼無奈，就像走進迷宮裡還遇上倫敦大霧一般讓人頭痛。我的學科完美主義在高中之後被數學粉碎無遺。我喜歡在每一件東西裡找尋它存在的意義，除了數學其他科目都有讓人覺得有趣的部分，唯獨這堂課，我如坐針氈。現在想想，我高中生活很愜意，和五十三位同學以及十位社團夥伴，擁有似乎很成功的社會化過程。班會課時間，我們會全班很積極（可以感受到那種氣氛）且嚴肅地討論該不該讓座給老人，而且正反兩方都有人說話。我們還曾經討論過先總統蔣公的功過是非，政黨的政策作為、道德問題以及種種學校規定的班會課八股討論議題。說來訝異，和我同年的人，鮮少有人這麼精彩的和全班五十多人一起討論這些無聊的題目，起碼我學到一件很有用的事，如何在無趣的話題中找出有趣的觀點來。這可能也是養成我饒舌的文化作用力之一，由全班五十三位女同學共同熔鑄而成的文化風格。
　　至於那些社團夥伴，記憶中有個長得很像徐懷玉的社長（後來她還上了超級明星臉），思路調理分明、內心十分感性的理組主編，還有個眼睛大大像婉君表妹的文編，而我是個抵死不在訂做的黑色外套上繡學號的怪怪美編（外套我穿了十幾年，現在還留著）。一伙人會一起去台大看電影《預知死亡記事》，訪問吳念真、林耀德、劉庸，學習如何增進氣質，增加點文藝青年的涵養。我整個高二的午餐時間都是和他們一起渡過，有個後來的同班好朋友高二時一直以為我是不良少女，因為我老往外跑，衣著頭髮鑽校規漏洞，嘴理談的東西她有聽沒有懂。
　　我一直相信，自己的風格是來自自身的選擇，無論家庭和學校逼迫硬塞所謂的傳統文化、大中國文化思想等等，接受與否都在自己的操控之下。後來才明白，這些青年時期的抵抗和反叛，是一種想要掙脫束縛心理。文化這東西和空氣一樣，存在身邊每個角落，並且簡直是刻進了基因裡，在你的呼吸思考中不斷影響你的選擇。很久之後才知道，在家族中一直有個遺傳性格，就是反抗權威和依賴權勢的矛盾個性，這也是經歷了各種風風雨雨後體悟到的類似於宿命的驚覺。
　　我在村上的作品中可以隱約感受到一種日本式的大和民族風俗，那就是對超自然力的描寫。村上的作品中常見具有超能力的人們，妓女奇奇、加納克里特、羊男、幽靈、粉紅色洋裝的女孩、小雪，在日本文學中常有描述通靈及鬼怪的作品，村上不能免，也逃脫不了這層宿命的影響。
　　但他不是書寫妖怪傳奇或是恐怖故事，而是以非常現代的手法烹調這些古老的元素，就像他喜歡吃的義大利麵，調調火候加加配料就可以煮出好吃的麵食來。我欣賞這種有趣的另類描寫，不是傳統的符咒、趨鬼，是重新架構屬於自己的幽靈文化。這有點像迷信這個風俗，現代人暢談星座紫薇風水八卦，動不動搬科學根據給自己撐腰，不過就是想替傳統（或者稱之為遺傳的算命文化）找點新鮮解釋罷了。真是給自己找複雜。
　　那段在午餐時間讀完歐威爾的《1984》和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的遠去已久，記憶裡的社辦味道、教室裡熱烈的討論聲響，早已成為拂過身上的一陣微風。我努力地呼吸這時代的空氣，腦子裡希望出現什麼不一樣的聲音，這一切我都歸咎於基因裡求變的騷動使然。
　　這就是我身為一個社會成員的所習得的一切能力與習慣。
　　
　　文化的定義還真是有趣。希望老爸有一天可說我是個有文化的人。

無法投遞的愛
 
《那些我們沒談過的事》
Toites ces choses qu’on me s’est pas dites